9月19日，美联储公布了9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议息会议决议，宣布降息2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调整为1.75%～2.0%，同时将超额准备金利率下调30个基点至1.8%。

这是美联储在年内的第二次降息，显示美国经济的内外部压力正在加大。本次降息符合市场预期，但对未来货币政策走势的表态不及预期。

受美联储降息影响，美国几大股指短期跳水后反弹。截至当日收盘，道琼斯指数和标普500指数分别上涨0.13%和0.03%，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下降至1.77%，美元指数维持在98.5上下。

受美国经济下行影响，美国金融市场一度出现“美元荒”现象，亟需进一步注入流动性。这预示着，随着未来形势变化，不排除美联储会再度重启QE（量化宽松）。

不过，我们预计,重启QE即使实施，也是小规模的、缓慢的资产购买。

内外部压力加大

从内部看，美国经济已步入下行通道。

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逐季下降，一、二季度分别增长3.1%和2%。当前，尽管就业市场表现良好，但8月份美国制造业PMI为49.1，是2016年9月以来首次低于荣枯线，预示着美国制造业开始逐渐收缩。

2019财年的前11个月,美国财政赤字已达1.07万亿美元，占GDP的4.4%，创历史新高，显示美国债务前景和财政状况不容乐观。随着特朗普减税的刺激作用逐渐衰退，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遏制企业投资，强势美元和贸易保护主义使贸易逆差扩大，三季度CEO经济展望指数已跌至2016年底以来的最低点，表明美国经济将继续回落。

从外部看，全球经济放缓，世界贸易形势不容乐观，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性加大，尤其是欧洲央行近期宣布降息和重启QE等一系列宽松刺激政策，导致美元指数被动维持在高位水平，不利于美国贸易逆差的改善，也是促使美联储再次降息的重要考量。

9月12日，欧洲央行推出了旨在支持欧元区经济的一揽子宽松货币政策，宣布将存款便利利率从－0.4%进一步下调至－0.5%，负利率程度进一步加深。

与此同时，欧洲央行改变政策指引，宣布将在11月1日起重启资产购买计划，实施QE，规模为每月200亿欧元，对到期债券投资持续2至3年，并且表示新一轮的QE将会在首次加息前结束。

或重启量化宽松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如果经济出现下行风险，有可能需要更多降息。联储正在要求工作人员对贸易不确定性给美国和全球增长带来的影响进行量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正在对贸易影响进行官方估计，这意味着，美联储正在积极研究贸易政策可能对前景带来的影响。

但美联储点阵图表明FOMC内部分歧较大，17名官员中，有7名认为今年还将进一步降息25个基点，但有5位认为联邦基金利率年末为2.0%～2.25%，即本次不应降息。对于2020年，则有8名官员预计再降息1次，但有7名预计至少加息1次或者2次。

为此，鲍威尔不得不重申货币政策的数据依赖性。这表明，美联储未来是否继续降息具有较大不确定性，这取决于美国经济基本数据。

值得注意的是，9月17日美国短期融资市场隔夜回购利率突然大幅飙升，一度创下历史最高值10%，国际金融市场陷入对“美元荒”的恐慌，迫使纽约联储不得不在多年以来首次重启隔夜回购操作。

9月17日和18日，纽约联储两次开展隔夜回购操作，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其中，17日回购操作中，提交证券金额和实际接纳金额均为531.5亿美元。18日回购操作中，实际接纳金额为750亿美元。这一金额达到美联储设定的本次回购金额上限，其中包括515.5亿美元美国国债、7亿美元机构债以及227.5亿美元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按照美联储的说法，其将连续第三天向这一至关重要的金融领域注入现金。

这引发市场对美联储可能提前重启QE的预期。鲍威尔也表示，如有必要还将继续注入流动性，未来一段时间还将进一步评估何时恢复资产负债表的有机增长。

这预示着，随着未来形势变化，不排除美联储会再度重启QE。不过，我们预计,重启QE即使实施，也是小规模的、缓慢的资产购买，而非类似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的大规模、快速的扩张。

需要国际协作

美联储降息后，巴西央行宣布降息50个基点，阿联酋、中国香港等地区也跟随降息25个基点，宣告全球新一轮宽松潮。

但是，这难掩全球美元流动性增速下降态势。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数据，尽管2019年一季度全球美元流动性(境外美元贷款+美元债券发行)增速较上季度回升0.7个百分点，但仍低于2018年4.6%的季度平均增速，尤其是亚洲、拉美等新兴市场地区美元流动性增速下滑明显。

今年以来，美元指数高位运行推高了全球美元融资成本，世界经济下行加重避险情绪，投资者奔向美国国债等安全资产导致美元回流美国，上述一系列因素使得今年全球美元流动性总体上处于趋紧的态势。

新一轮降息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融资成本，但在当前形势下，降息恐难成为拯救经济的“灵丹妙药”。要解决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困境，不仅需要各国自身财政货币政策的配合，更需要国际之间的相互协作，消除全球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为经济增长创造平稳的国际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