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4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及时运用普遍降准和定向降准等政策工具”，仅两天之内，“全面降准+定向降准”就正式落地。

中国人民银行9月6日宣布，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降低社会融资实际成本，决定于9月16日全面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在此之外，为促进加大对小微、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再额外对仅在省级行政区域内经营的城市商业银行定向下调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于10月15日和11月15日分两次实施到位，每次下调0.5个百分点。

两者合计将释放9000亿元流动性。更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前降准不同，这次降准有着多重作用，在货币政策下一步走向上，更有着特殊意义。

防止钱入房市

2018年以来，央行虽多次进行了降准操作，但其本质上都是结构性或对冲性质的宽松，如之前置换MLF或对冲大规模的缴税，或对小微企业信贷占比较高的银行给予准备金上的优惠。

但此次，央行是在缴税规模偏小的9月直接全面降准0.5个百分点，宽松与逆周期调节的力度更强。

此次全面的降准，其前提在于4月份以来，监管层强化了对房地产领域的调控，无论是直接针对房企融资的23号文、房地产信托业务的窗口指导，抑或是LPR改革后针对居民住房贷款的特殊规定，都对房地产行业的信用与融资环境施加了较大的压力。

换言之，这次降准是在压住房地产后的一次宽货币，意图使流动性流向制造业、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等政策扶持的主体，达到结构性宽信用的政策目标。后续预计将继续加大对金融机构向房地产行业融资的监管力度。

稳经济

从宏观大背景看，这一次降准的首要意义在于配合财政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的力度以托底经济，稳定就业。

在今年一季度“小阳春”之后，实体经济面临的挑战和困难明显增多。

一方面全球经济总需求加速下行，欧洲多国的无风险收益率降至2016年以来的新低，美国经济的韧性减弱，全球降息的经济体增多。再加上中美贸易再生事端，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加征关税力度提升，出口的压力在加大。而考虑到国内吸收了较多劳动力的中下游制造业，多是面向海外市场的出口导向型企业，这种经济与贸易关系上的不确定性可能会使失业率进一步上涨。

另一方面在房地产被压制后，国内总需求也面临下行的压力，尤其是土地购置已经出现断崖式的下滑，地产投资增速韧性在四季度可能会逐渐消失，更需要政府加杠杆来对冲。

此前，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提前下发2020年的地方债额度，扩大专项债充当资本金的项目范围，落地时间现在虽然不明确，但不排除在四季度提前发行部分地方债额度的可能。

若是如此，则需要银行备足流动性，来应对更高规模的利率债供给与基建项目的融资需求。

降成本

同时，此次降准释放了便宜的中长期资金，从而降低银行负债成本和实体融资成本。

从去年至今，信用债到期收益率已经下降了超过100BP，但银行贷款利率（一般贷款）只小幅下行了大约7BP，货币宽松传导至实体融资成本上的效果不佳。

为此，央行在前期做了利率并轨，将贷款定价基准改为LPR，并改革LPR的报价形式，形成MLF+利差的报价模式。

但第一次LPR报价受制于银行的负债成本偏高与维持息差的意愿，调降幅度十分有限。因此有必要降低银行的负债成本，来引导LPR利率下行，使制造业企业、小微企业等主体的融资成本进一步降低。

据央行官方表述，此次降准将降低银行资金成本每年大约150亿元。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再下调MLF利率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不大，LPR的下滑更可能是采取压降利差的形式实现，现在降准降低银行负债成本是为了平衡LPR下调带来的银行惜贷情绪。

考虑到通胀和房住不炒的政策诉求，降准后若资金利率过低，不排除央行会利用公开市场操作等手段来回笼流动性。

缓解中小银行压力

除了全面降准0.5个百分点之外，央行还额外针对仅在省级行政区域内经营的城商行降准1个百分点。这是对城商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予以进一步支持，同时也能降低中小银行的缩表压力。

我国存款准备金率大体有三个基准档，其中农信社等执行较低一档的存款准备金率，部分农商行执行与股份制银行相同的中间档存款准备金率，另一部分农商行则执行略低于中间档的存款准备金率。

自央行对中小银行实施定向降准以来，我国存款准备金制度将形成更加清晰、简明的“三档两优”基本框架。即仅在本县级行政区域内经营，或在其他县级行政区域设有分支机构但资产规模小于100亿元，符合这一条件的农商行均可与农信社并档，执行相同的存款准备金率，从而简并了存款准备金率档次。

考虑到此前已对县域农商给予了准备金率的优惠，而同样在支持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方面有着重要位置的城商行准备金率相对偏高，因此为鼓励其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此次降准也给予了更低的准备金率。

此外，包商银行因为信用风险被托管后，城商行的负债端出现了一定的问题，部分银行可能有一定的缩表压力，需要给予流动性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