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字，难。”

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王进刚刚从山东某城商行的对公信贷业务部调至风险管理部，专门负责不良资产的清收和管理。谈及近几年的工作体会，他感慨，“仿佛在经历一次漫长的寒冬。”

这背后，是中小银行奋力挣扎走出寒冬、迈向新生的共同命运。

5月至今的短短三个多月内，已有三家银行被监管层实施托管或战略重组——包商银行被委托至建行托管；锦州银行引入工银投资、信达投资及长城资产；中央汇金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入股恒丰银行。

似乎突然间，中小银行被集体置于聚光灯下。事实上，中小银行的问题由来已久，罚单、股权流拍、评级下调等问题早已在业内引发关注。

有分析认为，以地方政府及企业债务问题的周期性困难为“导火索”，到明年年底之前，债市流动性趋紧或将造成部分中小银行流动性紧张，类似的托管或战略重组事件大概率仍会发生。

“这并非坏事。”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执行院长钱军说，经历“刮骨疗毒”之后，中小银行或以新的队列和姿态，迎来新生。

重重困局

包商银行被托管，是捅破窗户纸的那一刻。

“明天集团合计持有89%的股权，我们也是看了央行披露的信息才知道。”包商银行北京分行某部门负责人表示，实际不良率、拨备覆盖率等数据也是一概不清。

这只是中小银行问题的一个侧面。整体来看，中小银行存在着诸多经营困局。

一是公司治理不完善。许多农商行的高管仅是短期借调、代理或指派任命，对当地经济结构、产业人文并不熟悉。“有些根本不懂金融，连巴塞尔协议都不知道，怎能管理好银行？”某城商行行长李明无奈地说。

甚至，一些中小银行已变异为地方政府、大股东的“提款机”，包商银行就是典型代表。“因此很多风险事件表面上是信用风险，本质是操作风险。”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陈嘉宁说。

二是行政色彩过重，致使业务“跑偏”。前述包商银行负责人告诉记者，其所在部门近九成业务是行领导授意而非自主开展。“我们做的不是市场化业务，而是领导指派的任务。”

三是负债结构欠佳，同业负债占比过高。此前，同业业务曾是中小银行实现跨地区扩张的重要工具之一，也造成了中小银行对同业负债的高度依赖。随后，金融去杠杆、削减同业套利的监管政策，直接导致中小银行“断粮”。

公开信息显示，截至2018年9月底，包商银行同业负债占比约44%。截至2018年底，龙江银行、贵阳银行的同业负债占比分别为34%、31%。

这使得部分中小银行只能通过投资高风险、高收益资产或进行错配，以弥补前端高额的资金成本，却造成了风险的进一步积聚和叠加。

四是资本金呈现缺口，亟需补血。截至2018年末，桐城农商行母公司口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分别降至0.23%和2.28%，均严重低于监管要求；截至2018年6月，贵州乌当农商行的一级资本与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甚至跌为负数，均为−1.36%。此外，紫金农商行、甘肃银行、温州银行、吉林蛟河农商行等的资本充足率均在监管红线上下徘徊，亟待补充资本。

今年以来，商业银行启用永续债、二级资本债、可转债等各类资本补充工具缓解资本金压力，但市场对中小银行却不甚友好。“发行成本高，且发行后无人问津。包商事件之后甚至要溢价很多才有人询问。” 广东省一农商行董事长提到。

捂不住的不良

身处重工业城市，王进目睹了经济繁荣时银企的共生共荣，也正在经历银行无法雪中送炭的无奈。从大刀阔斧拉业务，到小心翼翼处置不良，他压力倍增。

由于地方支柱产业单一，植根本地的城、农商行的贷款集中度普遍高于同业，前些年的快速发展导致银行放贷暴增。一旦支柱产业出现问题，不良贷款便会集中显现。这也是中小银行天生的脆弱性。

为了缓解不良压力，一笔贷款出现不良后，前期通过降息、免息等方式续作维持。若企业的还款能力进一步恶化，则通过调整结息方式拖延：从按月付息调整至按季、按年付息。后期若企业彻底“缴枪”，如资金链断裂、停产，则必须通过打包处置、债转、核销，甚至政府主导介入等方式及时处置，“否则拖到最后处置难度更大，可能2~3折都拿不回来。”王进说。

但问题在于，核销指标无法覆盖不良规模，“甚至只是杯水车薪。”

假设该城商行分行的某笔贷款有1000万元仍未收回，若打包处置能收回250万元，余下750万元则只能进行核销。“拮据”的是，该分行被分配到的核销指标总共仅为1亿元／年，“很难覆盖存量不良的规模，所以我们连核销指标都用得小心翼翼。”王进苦笑着说，这种情况下只能想尽一切办法，“要么拖着，要么让不良变形。”

比如，A企业在该行有500万元贷款无法偿付，该行通过给B企业增加一部分授信额度，让其协助承担前者的不良资产处置。这种做法名曰“增信让利”，实际上是以时间换空间，暂缓不良的集体爆发。毕竟，腾挪和变形只是暂缓之计，中小银行背负的不良压力仍有增无减。

这只是中小银行实际不良贷款状况的缩影之一。 今年4月，审计署曾发布公告，去年我国7个省（区）的部分中小银行不良畸高，河南省42家银行中有12家不良率超20%，个别超40%；河北、山东等地部分金融机构掩盖不良资产金额达72.02亿元。

活下去的问题

自去年从建设银行转至城商行工作后，李明一直在适应中小银行的生存与竞争环境。他用“惨”“难”二字形容这一年来的体会，在他看来，中小银行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还不到如何转型，而是如何生存。

王进告诉记者，今年该行仅零售业务、优质抵质押类业务、政府工程类业务略有新增，企业信贷业务不再新增。他透露，某大型股份制银行甚至计划将当地的对公信贷业务全面撤退，“一笔不留”。

包商银行、锦州银行及恒丰银行等风险事件的发生，某种程度上加重了外界对中小银行的担忧。

中小银行普遍陷入同业存单难发的困境。Wind数据显示，5月28日、29日同业存单认购率由此前一周的85%一度下降至不足50%，直至6月初整体认购率才恢复到60%左右。

好在监管层及时出手。6月5日，央行上海总部表示，将持续密切跟踪金融市场动向，高度关注中小银行等金融机构流动性，及时回应市场的关切，对出现临时流动性问题的中小银行及时给予支持。6月10日，央行对部分中小银行发行同业存单提供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CRMW），提供信用增进支持。

此后虽有回暖，但压力犹存。央行公布的6月金融机构信贷收支表显示，同业存单出现了明显的分层：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的同业存单发行利率已打开下行通道，但城、农商行的存单发行利率仍然处于高位，分化显著。

市场对整个中小银行的信任危机逐渐加大。“包商银行事件刚出时，有人向我咨询是否应将一笔几百万的公款存款由城商行转存至国有大行。”一位城商行独立董事苦笑着说。

不破不立

“金融体系要有新陈代谢，该破则破。”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说，“但破要有序，应避免产生系统性风险。未来监管如何到位、如何问责，和存款保险制度如何结合是一系列问题。”

破是必要，如何立更关键。在维持金融系统稳定运行，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的前提下，各方关注的焦点应从中小银行的风险转移到如何帮助其长远、可持续发展。

浙江省农信联社理事长王小龙表示，宏观层面，需要稳定的货币政策，从根源上解决过度“加杠杆”造成的资金短缺、利率居高不下；微观层面，银行应坚持回归本源，服务实体，专注主业，扎实做好以信用为基础的信贷业务，避免过度创新导致脱实向虚。

市场信心可以慢慢修复，流动性方面央行也或将给予特殊安排。“但更重要的是完善顶层设计，包括银行的兼并重组、风险处置及退出机制。”钱军表示。

兼并重组能够通过优胜劣汰将不良高企、资本金告急、发展乏力的“类僵尸”银行淘汰出市场，让银行系统进行一次新陈代谢，从而让更多优质的机构、先进的方法脱颖而出。“这样既能协助实现做大做强，也是化解、缓释风险的一种常规手段。”陈嘉宁说。

业内人士期望，困难之际，监管部门能给予中小银行适当、特殊的政策支持，如拓宽资本补充渠道、推进定向降准；强化对其股权管理、大股东控权导致的各类问题隐患的规范和监管；除“一参一控”的要求之外，可探索设定更细化的商业银行股东资质、股权管理细则，等等。

麦肯锡全球资深董事合伙人曲向军预测，未来三年或五年，银行业会有两个重大趋势：一是分化加剧，二是大量农商行和城商行或将被并购。

市场期待看到的是，经历一场“大手术”的中小银行，能够在阵痛中迎来新生。

（文中李明、王进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