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财政部发布通知，联合国家医保局于6~7月对77家医药企业展开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工作。

这是财政部与医保局首次联合对医药行业查账。据了解，药企费用、成本、收入等真实性是检查重点，而药企销售费用核查是重中之重。

对此，中关村美年健康产业研究院副院长江维娜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分析，此次检查符合医药行业深改目的，通过摸清医药购销中间环节费用，有望减少回扣、行贿等现象，挤出药价虚高水分，从而降低药价，解决民众看病贵问题。

而对药企来说，本次核查将会带来新一轮医药销售模式的改革，行业短期面临“阵痛”。

行业大抽查

列入检查的77家企业，基本能代表整个医药行业。其中，既包括赛诺菲、施贵宝、礼来等外资药企在华分公司，也包括恒瑞医药、复星医药、上海医药等国内药企龙头；既包括上市公司，也包括非上市公司。而且，名单覆盖了化药、生物药、中药、血制品、疫苗、医疗器械、医药商业等各个领域。

根据财政部通知，此轮检查的主要内容包括药企费用、成本、收入等真实性，项目非常具体。

例如，费用的真实性，将检查销售费用列支是否有充分依据、是否真实发生，是否存在以咨询费、会议费、住宿费、交通费等各类发票套取大额现金的现象，是否存在从同一家单位多频次、大量取得发票的现象等。

成本的真实性，则集中检查采购原材料时，是否存在通过空转发票等方式抬高采购成本的情况；将制造费用分摊至不同药品时，分摊系数是否合理，是否存在蓄意抬高生产成本的现象。

收入的真实性，则检查企业是否利用高开增值税发票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是否将高开金额在扣除增值税后又以劳务费等形式支付给医院等机构，或者用于医院开发、系统维护、学术推广等。

业内人士表示，今年上半年多家药企如康美药业财务造假、步长制药被问询等引发监管部门对药企财务数据真实性的高度关注，很可能是此次检查的导火索。

鼎臣医药咨询创始人史立臣认为，此次检查也是为了查清企业在落实“两票制”政策过程中是否合规。

“两票制”是指药品从药厂卖到一级经销商开一次发票、经销商卖到医院再开一次发票，以“两票”替代此前流通环节中的多票，旨在解决多级流通环节中存在的层层加价问题，挤出价格水分，从而进一步降低药价。

史立臣表示，“两票制”实施后，此前由代理商承担的所谓“市场推广费”等销售费用转移至药企，为此，有药企选择高开高返，例如药品出厂价为30元，但发票可能会开到100元，多出的70元返给中间环节。因此，不少药企2018年年报都显示，销售费用大幅增长。

史立臣表示，77家企业中，一旦有三分之一或更多的企业财务数据被查出问题，势必引起监管部门对整个医药行业的核查，而这种情况对行业的影响将是颠覆性的。

中信建投证券研报认为，从目前行业实际状况看,合规性排序为外企及国内大型企业好于国内中小企业，此次财务核查对龙头企业造成的影响较小，长期看对行业龙头有利。

根据通知，检查将在6月、7月进行，8月30日之前各监管局、财政厅需将检查材料报送财政部，包括检查报告、处理处罚决定代拟稿等。

整治销售乱象

药企销售费用真实性和合规性是此次检查的重中之重。

营销费用和销售费用率畸高，是国内药企的通病。例如，列入名单的药企中，步长制药2018年销售费用高达80多亿元，占营收比重约59%。华润三九、沃森生物的销售费用率也都超过40%。

从上市药企整体情况看，公开资料显示，2018年，销售费用占总营收比例超过50%的企业达到34家。排名前五位的分别为国农科技、灵康药业、龙津药业、大理药业、哈三联，销售费用率超过66%。

而药企年报中暴露的财务数据“打架”、销售费用增长与营收增长不符等情况也受到监管部门的关注，包括步长制药、大理药业、康恩贝、东北制药等十余家药企均接到上交所有关2018年年报的事后审核问询函，销售费用增长合理性受到质疑。

而从各大药企的回复看，并不足以自证清白。以步长制药为例，其在对于上交所的年报问询函的回复中称，公司2018年市场活动费、市场调研费、学术活动费、学术交流费等推广费用总计约75亿元，一年组织了上万场次市场活动，平均每天举办各类市场推广类活动共169场，包括52场市场活动、63场市场调研和54场学术交流活动。有业内人士称，“如此高频率的活动，违背常理。”

而监管部门对药企销售费用中的“猫腻”似乎已有全面了解。

在通知中，针对销售费用的真实性和合规性，监管部门将重点关注企业是否存在以咨询费、会议费、住宿费、交通费等各类发票套取大额现金的现象；是否存在从同一家单位多频次、大量取得发票的现象；会议费列支是否真实，发票内容与会议日程、参会人员、会议地点等要素是否相符；是否存在医疗机构将会议费、办公费、设备购置费用等转嫁医药企业的现象；是否存在通过专家咨询费、研发费、宣传费等方式向医务人员支付回扣的现象。

而且，通知还要求，为核实医药企业销售费用的真实性、合规性，监管局、财政厅应对销售环节开展“穿透式”监管，延伸检查关联方企业和相关销售、代理、广告、咨询等机构，必要时可延伸检查医疗机构。

“这种情况下，药企商业贿赂等违规行为容易被查出，从费用结构入手，直接调查资金流向就能得出结论。”史立臣说。

江维娜认为，本次核查将会带来新一轮医药销售环节的改革，行业短期面临“阵痛”，但从长期看，中间环节的透明化也有利于使真正有疗效的药品脱颖而出。

她表示，医药企业应该积极变革陈旧的销售模式，使学术会议回归其本质，降低销售费用，同时配合新药研发，从而提升我国药品质量。具体而言，普药和仿制药等成熟产品目前在科室应用较为成熟，未来将主要通过集采模式进行销售，药企应该专注新药和特药的推广，通过正规的学术会议，成立专业的医学事务团队，开展真正的市场培训和学术教育。

为带量采购铺路

除了治理药品购销领域的乱象，此次检查根本目的还是剖析药品从生产到销售各个环节的成本利润构成，揭示药价形成机制，为综合治理药价虚高、解决人民群众看病贵问题提供一手资料。这也是国家医保局参与这次查账的主要原因。

中国银河证券研报提出，2014年财政部也针对医药行业开展过类似的会计监督检查，但是此次参与机构多了国家医保局，增加了对行业收入、成本、费用构成进行摸底的可能性，相关调研信息可能被未来的集中招标采购所借鉴。

可以说，此次检查，将有助于为接下来的带量采购药品建立更合理的定价机制。一方面，国家医保局获得真实的药品成本结构和企业真实的财务情况，能够在价格谈判中打破药企的高价联盟，促进药价下降；另一方面，也能够有效防止低价恶性竞争，保证药品质量和供应安全。

为了降低药品虚高的价格，去年年底，北京、天津等4个直辖市和沈阳、广州、深圳等7个城市开始试点药品集中采购，降价幅度超过预期，中选品种平均价格下降52%，部分药品价格降幅高达96%。

以此为基础，国家层面的带量采购范围将进一步扩大。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9年重点工作任务》提出，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秘书处负责制定以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为突破口进一步深化医改的政策文件，今年9月底前完成。

史立臣认为，下一步，化学仿制药降价不可避免，未来仿制药单价和利润都会处于较低水平，只能走集中带量采购的道路。

有券商研报预测，从长远来看，我国仿制药的利润率将从目前的20%~30%压缩到约10%的水平，接近美国等成熟市场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