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瞭望智库金融研究院 王丽娟

疫情以来，你的消费发生了什么变化？

“消费心态有些变化，有点后悔以前攒钱或借钱买包的坏习惯。现在每天‘两点一线’还戴着口罩，感觉也用不了那么多包，还不如攒钱来得踏实。”

“数量变化不大，主要是消费结构变了。比如旅游不能出境了，但国内游和周边游增加了；逛街消费少了，但线上购物多了，尤其盯上了直播间带货。”

“基本没什么变化，吃的、穿的、用的，哪样也没减少。有时还要趁着搞活动多囤一些，如果赶上一波疫情，还能有备无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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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2021年的消费状况，我们采访了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年龄形形色色的消费群体，有刚结婚的“90后”，也有养儿育女的“80后”，有一线城市的“新市民”，也有三线城市的公务员。虽然受访者的生活都或多或少受到疫情影响，但在回顾2021年的消费状况时，他们并没有表现得特别悲观，也没有断崖式缩减消费规模。

如果说2020年民众还在适应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冲击，那么2021年，人们已渐渐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找到了新的平衡。新的平衡关乎心理，也关乎行为，体现在消费上的变化就是：相比于2020年，2021年消费规模日渐复苏，居民消费结构渐趋稳定。

这一点在瞭望智库编写的《2021“百城、千街、万店”消费指数报告——防疫常态下的国内消费复苏实录》（以下简称《指数报告》）中多有体现。整体上，“2021年我国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各地的提振消费举措逐步带领居民消费及实体商户走出疫情冲击，迈入复苏曲线。疫情对消费规模带来了较大冲击，但也同时带来了消费场景和模式的迭代更新，催生了一系列‘新消费’产业链，丰富了一系列科技应用场景，从根本上改变了老百姓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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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晓晓是“90后”，2021年最大的一件事就是把婚给结了，还完成了国内的蜜月旅行。

“婚礼是从2020年推迟到了2021年。因此，2021年的最大支出是围绕婚礼来的，包括买东西、办婚礼、度蜜月等。”徐晓晓觉得婚礼是一辈子的事，不能因为疫情缩减预算。“不能出国旅游，干脆就把国内蜜月行安排得更丰富些。”

在她看来，这些大额花销不能算报复性消费，除此之外也并未刻意减少其他消费。疫情只是影响了花钱的时间和方式，不影响这些必要的支出。

徐晓晓并非个案。2021年，记者身边就有很多人在疫情散发的间隔期，幸福地实现了国内游和周边游。去年的清明、五一、国庆等重要节假日都无大重大疫情，数据显示，2021年这三个节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分旅游景区的出行人数一度恢复至疫前水平，旅游收入也恢复至疫前的七八成。

对此，《指数报告》调取了2019年初至2021年底位于天津、重庆、武汉、郑州等新一线城市的八条代表性街道的季度销售数据，发现这八条街道的季度销售额度和季度销售笔数高峰大多出现在2019年四季度，谷底大多出现在2020年一季度。此后，消费显现出复苏趋势，但除去苏州方洲路外，其他七条街道均未恢复至疫前峰值水平。

当然，结合其他季度《指数报告》所选取的其他街道情况来看，少数街道已于2021年一、二季度赶超了疫前峰值，不过上升趋势未能保持住。

整体来看，疫情对各城市街道的冲击似乎只短暂持续了一两个季度，随后便进入了复苏阶段。尚未补足的消费规模缺口，主要源于疫情反复且多点散发所导致的线下餐饮业、娱乐业的萧条。

长期在恢复，短期有波动——这或是2021年全国居民消费恢复的真实写照。

“很多时候并非不想消费，但是疫情期间逛街少了，堂食也减少了。疫情前常去的电影院、剧本杀、密室逃脱等场所关了不少，时间长了也就变得宅了。”徐晓晓提到了“90后”的几个重点消费场所，都或多或少受到了波动性冲击。

专家分析，于个体而言，消费很大程度上是被动减少，一旦实现了防疫平衡，消费就能恢复且不会有明显的时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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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消费规模的变化较为显性，那么消费结构的变化则相对非显性，包括消费品类、消费渠道和区域经济结构的变化等。

“已经两年多没买包了，还取关了很多有关奢侈品的公众号，省出来的钱用来办了健身卡，约了私教，还上了一些理财课。身体健康和个人能力提升比包包更让人有安全感。”在一线城市过着精致单身生活的白丽莎，也代表了一群人的消费观改变，即开始更关注长远计划带来的安全感。这部分人群的消费结构，明显更加“健康”了。

《指数报告》对GDP百强城市（2020年）中约100万居民的2021年信用卡消费数据进行随机抽样，设置了300多个数据标签进行分析后，得出了2021年居民消费健康度的具体表现并对城市进行了综合排序。在2021年居民消费健康度20强城市名单中，天津、上海、北京、杭州、成都分列前5名，整体表现良好。

2021年，一线城市表现得更加突出，北京和上海尤其稳定，每个季度排名都位列前茅。而以杭州、南京、重庆为代表的新一线城市，在部分指标上表现良好，在部分指标上表现相对靠后。

可以说，结构变化不仅体现在个体消费结构上，还体现在不同城市之间的居民消费能力、消费观念的差异上。

数据分析显示，在宏观不确定性增强的当下，一线城市居民的“不安全感”或许更强，思想意识转变更快，也更有能力和渠道去及时调整个人的收入和消费结构。而新一线城市的消费基数及基础设施发展较快、人口净流入量巨大、外来务工及流动人口需求不稳定等因素，前期一些互联网金融机构引导的“先消费，后挣钱”“拆东墙补西墙”等不良消费观，对于新一线城市居民影响相对更大。

与之相对，一些三四线城市的居民消费健康度呈现明显向好趋势，尤其是湖州、廊坊、滁州，均在下半年发力跃居上游。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些城市对于疫情防控常态化的适应力或相对更强，且全国范围内下沉市场的消费空间、消费潜力正在逐步显现。

与此同时，线下消费减少、线上消费增多的结构变化也十分明显。我们特别调取了GDP百强城市中新一线城市的夜间消费数据，并区分出线上渠道和线下渠道。其中，线上消费相比线下消费的增速更为明显，说明一些基于直播带货等线上消费的夜间经济正在迅速发展，增速或已超越了线下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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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国内经济在变化中向好，消费的韧性已有所体现。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1年全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4.1万亿元，同比增长12.5%。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65.4%，重新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

从具体的城市表现来看，一些城市的稳健表现已经具备了较好的韧性。

一方面，《指数报告》显示，天津在2021年的居民消费健康度总榜单中位列第一。这很大程度上说明，2021年，天津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后较为迅速地适应了新发展阶段，较为有效地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疫情防控的平衡。

专家分析，虽然天津在经济增速和个人收入上相比一线城市有一定差距，但或许正是因此，天津居民不过分超前消费，也较少大额支出，显得更加量入为出。再加之京津冀城市圈的政策优势、人口流入红利等因素，辅以及时有效的针对性举措，使得天津在调整消费结构、提升居民消费健康度等方面成效显著。具备类似表现的，还有杭州、成都、南京、重庆等新一线城市。

另一方面，消费下沉政策为三四线城市的消费扩容提供了优渥土壤。随着共同富裕、数字经济、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的不断推进和落实，以社交电商、直播带货等为代表的新消费形式逐渐成为主流，使得三四线城市“小镇青年”“自由职业者”等群体有了消费升级的观念和途径。

尤其是外卖员、快递员、网络主播等与互联网经济息息相关的从业者，他们的自主性、创造性较强，能够根据市场需求快速响应并进行改变，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低线城市的消费增长。

这些新变化和新趋势，也说明了消费扩容的韧性和潜力，存在于北上广深之外的广袤土地上，也存在于直播带货、乡村旅游、网红打卡等线上线下的消费新气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