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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鸣教授和张恩迅在田野中
来源丨作者提供
【作者简介】周大鸣，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云南民族大学客座教授；张恩迅，中山大学人类学2015级博士。
【摘要】湖南人先后经历了从湖南到云南再到老挝的迁徙历程，对其迁徙过程以及文化适应情况的调查研究表明，国家力量和市场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湖南人在融入老挝社会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工具性和功利性，具有较明显的区隔。
【关键词】迁移历程；文化适应；老挝湖南人
【来源】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4(06):52-57.
1989年中国和老挝恢复外交关系后，进入老挝的中国人逐年递增，目前在老挝的万象、琅勃拉邦、沙湾拿吉、巴色等城市中已形成一批中国人聚居区。中国也已成为老挝最大投资国，2011至2015年投资额为25.37亿美元，是第二大投资国(泰国)的2.5倍，[①]中国人在老挝的影响越来越大。据统计，2015年中国入境老挝的人数达51.14万人，比2005年增长近12倍，[②]这些数量庞大的中国人群体常被学术界称为“中国新移民”。[③]
在老挝的中国新移民中以湖南人的数量最多、分布最广、影响最大。据相关媒体报道，老挝湖南人多达数十万，对老挝经济影响巨大，[④]普遍流传着“老挝有村就有庙，湖南商铺比庙多”的说法，如万象湖南总商会在2008年成立，拥有注册企业和个体会员800余户，经中国商务部门核准的湘籍企业134家，合同投资额累计5.43亿美元，是成立时间最久、会员数量最多、投资规模最大的老挝地方商会。[⑤]据商会估算，目前老挝全境约有10万多湖南人，多以商贸经营为主。
因此，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指20世纪80年代末中老外交关系恢复后从中国进入老挝的湖南人群体，他们从流动摆摊发展为定点经营，广泛分布在老挝城乡地区，多以经营中国商品为生并与国内保持了长期、密切的社会联系与经济联系，以邵东人和祁东人最常见。
一、文献回顾和研究方法
从地理因素看，老挝是东南亚唯一的内陆国，早期“下南洋”的华人极少直接迁往老挝，而是从周边国家间接或被动输入，老挝华人的历史、人数、影响均无法与其他东南亚国家相比，导致了老挝在东南亚华人研究中的“边缘性”。目前，国内关于老挝华人研究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老挝华人华侨研究。如庄国土从历史学视角分析了二战后老挝政策对华人社会地位变迁的重要作用，[⑥]许梅等人将1945年以来导致华人社会发生变迁的原因归结为越南影响、中老关系和老挝政策等，[⑦]傅曦等人则从华人变迁、经济发展和华文教育等方面对老挝华人作了全面介绍，[⑧]黄兴球等人认为“新华侨”与老华侨的差异表现在“未加入老挝籍且仍拿中国护照做生意”；[⑨]二是中老跨境民族研究。如何平等人对老挝“云南人”的迁移历史、经济活动、农业生产[⑩]、语言习惯[11]等进行了介绍，石茂明以苗族为例探讨了“国家边界”与“族群边界”的互动与关系，[12]周建新等人探讨了跨境民族内在的文化联系[13]以及群体特征[14]，何明等人探讨了中老跨国交流中政治经济体系、民族国家、族群关系的作用。[15]
基于对上述文献回顾和分析，笔者从2016年9月开始在老挝琅勃拉邦、万象、甘蒙、沙湾拿吉、占巴塞等省的城乡地区进行田野调查，通过个案滚雪球的方式对老挝湖南人进行了较全面的了解。
二、老挝湖南人社会概况
湖南人在老挝的数量和影响远胜东南亚其他国家，早期虽然湖南人曾前往泰国、柬埔寨等国发展，但成效不大，原因一是其他国家华人根基深、竞争大，晚进的湖南人很难立足；二是湖南人早期以小本经营和流动摆摊为主，被经济发展较好的国家所排斥；三是早期周边一些国家不稳定的政局导致湖南人选择在老挝发展。
湖南人中属邵东人数量最多，如湖南商会成员八成以上是邵东人，以商贸经营为主，行业涉及五金、家电、手机、百货、摩托车等，少数从事生猪和渔业养殖。中国新移民中又以湖南、浙江、四川、广西、云南等地人群最常见，所在领域各有差异，如浙江人多经营布匹窗帘、钱庄市场等，四川人多经营工程项目、餐饮小吃等，广西、云南人多经营农业种植等。
在老挝城市的湖南人以大型市场或商业街为中心，集中聚居在一起或分布在市场周边，如万象的老中国城、邵东街、三江中国城等都属湖南人聚居区，社区边界明显。群体内部的互动以商会或行业交流为主，基于业缘的社会网络特征明显。由于在城市生活和经营需具备一定资金实力，因此多数湖南人仍选择在乡村发展，在乡村的湖南人采取分散经营模式，每隔20至30公里就能找到一家湖南商铺且遍布老挝全境，一家店能覆盖周边1至2个村寨的日常消费需求，多为“前店后家”或“下店上家”的居住格局。
在对待下一代的迁移和教育问题上，湖南人习惯把子女送到国内读书，由老人或亲戚代为照顾，由于缺乏父母监管，他们后代在国内的辍学率和失业率普遍较高，只能由父母或亲戚再带回老挝，但在国内受过高等教育或已有工作的湖南人后代普遍因为老挝落后于中国而不愿来老挝接手父母的事业或生意。
三、老挝湖南人的迁移历程
(一)输出地概况
老挝湖南人中以邵东人和祁东人最常见，两县南北相邻且地处湘中腹地，属衡邵干旱走廊，自古灾害频发，不沿边不沿海，人口密度大，人均耕地少，如邵东县2010年人均占有耕地仅0.49亩，是湖南省人均耕地最少的县。[16]早在清中期，邵东、祁东等地民众便迫于生计压力，通过手工业和农村副业补贴家用，当地人常利用农闲时间四处卖货或替人做手艺，如“祁东田少而户多，其民率挟赀而走四方，从事于贸迁者居半”[17]，“邵阳东乡多冶及攻木之工”[18]。20世纪30年代，千家驹等人曾对广西桂林一百多家织户调查发现，织工全部来自邵东、祁东、祁阳等地。[19]
邵东、祁东等地手工业和游商传统由来已久，以邵东县为例，火厂坪镇在清朝已是著名冶铸中心，当地人多以打铁为生；仙槎桥乡生产的剪刀、菜刀、剃头刀(俗称三刀)因其耐用好使曾远销云、贵、川等地；黑田铺镇古称“钉鞋铺”，因家家户户制鞋销给过路人而得名。据当地老人回忆，过去邵东人在全国各地帮人织网、缝纫、织布、打铁、剃头等，回乡时又用渔网把各地商品背回来卖，久而久之邵东便出现一个个商品集散市场并逐渐发展壮大，邵东手艺人还曾发明过一种类似温州话的“内部语言”用以交流，现已失传。[20]
依托当地手工业和游商传统，邵东商品市场发展迅速。据《邵东县志》载，1948年境内私营工业155户，产值238万元，私营商业、服务业710户，从业者1400人，但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在1956年后逐渐取代私营工商业，当地市场发展停滞。[21]1978年《人民日报》发表《湖南邵东县集市贸易的调查》评论文章，对邵东商品市场的经验作出肯定，当地个体户出现井喷，20世纪80年代全县新建和扩建34个市场，到1996年投入运营的市场达78个，后发展成药材、木材、小五金、小工业品、眼镜、皮革、箱包等专业市场。同时，依托商品市场的资源优势，到2001年，邵东县在东南亚、东欧、俄罗斯等国内外253个城市经商和外出务工人员已多达30万人。[22]
(二)湖南人迁移云南的历程
湖南人最初并非直接从湖南输入老挝，云南是其迁徙的重要枢纽，在迁移过程中，“国家力量”和“市场经济”扮演了重要角色，湖南人迁移云南主要分两个阶段:
1.20世纪60年代，国家力量主导下的被动迁移。20世纪50年代末，中央为发展云南橡胶产业，决定从湖南支援新疆的60万人中抽调5万人建设云南。1959至1960年，湖南向云南红河、西双版纳、德宏、临沧等地农场共移民36695人，主要是祁东、祁阳和醴陵等地的农民，其中祁东16271人，醴陵15356人，祁阳5068人。[23]湖南人进入云南后仍按过去所在公社或生产队的编制，基本保持了湖南村社文化的整体迁移。这些在农场工作的湖南人虽仍为农村户口，但身份已转变为领国家工资的正式工人，享受国营单位的物资供应和退休福利，客观上为湖南人后来迁移和扎根云南奠定了基础，目前湖南人第二代、第三代有很多人已成为建设云南边疆的骨干力量，如西双版纳州的湖南人广泛分布于各行各业，有一批已成为州一级的领导干部。[24]
2.20世纪80年代，市场经济驱动下的主动迁移。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云南国营农场的体制改革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湖南人生计方式发生转变。很多过去在农场工作的湖南人看到云南边境物资匮乏的商机，纷纷转行做起了生意，当时云南祁东人的进货渠道就在邵东商品市场。据第一批进入老挝的邵东人QKY回忆，20世纪80年代初已有少数邵东人以农场工人亲戚的身份进入云南经商，当时邵东商品市场每天都有大量从云南赶来进货的祁东人，他正是在市场得知中老边境生意好做才去云南的，但20世纪80年代中老边境地区还未开放，外地人如无户籍证明或单位担保就无法进入勐腊县，湖南人只能收买过路司机躲在车中或绕过哨卡进入中老边境，到20世纪80年代末中老关系恢复时，边境地区已有近百户湖南人用茅草、竹皮临时搭建的商铺。[25]
(三)湖南人迁移老挝的历程
在20世纪80年代，中老边境的湖南人仍以祁东人、祁阳人居多，邵东人较少。到20世纪90年代初，当边境生意好做的消息在邵东传开后，才吸引了一批邵东人涌入边境地区和老挝，湖南人迁移老挝主要分两个阶段:
1.1989至1997年，第一批湖南人的移民高潮。中老关系恢复后，边境贸易、人口、货物等流通逐渐开放，在1993年磨憨口岸开通前，老挝政府只允许持西双版纳籍的边民入境且只能在北部少数省活动，但由于当时老挝北部山区交通限制，来中国采购物资的老挝人数量和购买力有限，加上当时老挝生产力落后而全境商品稀缺，导致一批以邵东人为主的湖南人开始偷渡入老卖货，而已在云南生活多年、有正规农场编制的祁东人、祁阳人并不愿冒险入老。正是由于在边境口岸开通前邵东人集体性偷渡行为，让他们相比其他湖南人占据了先期优势，为今后老挝湖南人的格局分布奠定了基础。
湖南人最初5至10人一组，用单车拉货从勐腊县尚勇村或曼庄村出发，走边民日常往来的山林小道进入老挝北部山区，四处流动摆摊兜售五金、服装、百货等不易变质或不易压坏的商品，后发展为集体租用老挝货车运货，与司机约定交货时间、地点后再组队提前偷渡入老等货，卸货后每人拿到300至400公斤的商品并留专人看守或寄存后，便各自散开去北部各村寨摆摊直到商品卖光，再回中国继续组队装货。正是由于早期湖南人在老挝流动摆摊的经营模式，让他们对老挝乡村各个村寨的位置、人数、消费能力、商品喜好等信息了如指掌，为今后湖南人广泛布局老挝乡村奠定了基础。
20世纪90年代初，老挝北部湖南人不断增加导致竞争加剧，他们开始继续南下，货车交货地点延伸到了琅勃拉邦。由于当时纵贯老挝南北的13号公路未全线修通，湖南人到琅勃拉邦拿货后只能再通过湄公河水路继续南下，绕开当时对外来人口管制极严的万象省后再进入老挝南部平原。事实上，在1993年底磨憨口岸开通前，湖南人的卖货足迹已遍及到老挝最南端的占巴塞省。[26]
磨憨口岸开通后，老挝各省对外逐步开放，中国人可办理正规护照合法入境，老挝迎来第一次严格意义上的湖南人移民高潮。以邵东人为主的湖南人依靠前期流动摆摊对老挝的全面了解，依托邵东商品市场的先天优势，通过血缘、地缘关系大量介绍亲戚和老乡赴老发展，湖南人也逐渐由过去的流动摆摊转变为定点经营，老挝全境开始到处建起了湖南人的商铺。
2.2000年至今。第二批中国人的移民高潮。在第二批中国移民高潮到来前，1997至1998年老挝曾发生过一次大规模湖南人的归国高潮。1997年受泰国金融风暴影响，老挝经济受到沉重打击导致货币大幅贬值，湖南人手中资产瞬间缩水近千倍，半数以上湖南人因此破产并几乎全部撤回中国，金融危机加上湖南人大规模撤离，让老挝经济雪上加霜，民众生活物资变得极度匮乏。
老挝经济在金融危机后逐渐恢复，民众商品需求极具增长，极少数未撤离的湖南人第一时间抓住商机并东山再起，利好消息传回湖南并吸引大量湖南人再次涌入老挝，加上云南昆明螺蛳湾商品市场已初具规模和13公路全线修通，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国人开始纷纷入老淘金，2000年后老挝迎来了第二批中国人的移民高潮，中国入境老挝的人数开始逐年递增，如图1:
图1 2013-2015年入境老挝的中国人数统计数据(单位:人)[27]
2000年后，中国不同地域人群在老挝经营行业多有差异，浙江人借助资金和布料市场优势，多经营布匹、钱庄、商场等行业，如万象的中国城和大型钱庄均由浙江人创办；四川人借助早期在老挝修路、建坝、挖矿的建设经验，多经营大型机械设备等；云南、广西人借助橡胶、蔬菜种植技术，多从事农业生产等；福建人在老挝北部承包大量土地种植香蕉；湖南人迁移早、数量多、资金少，多经营五金、百货、摩托、手机等行业，借助早期流动摆摊所掌握的信息优势，占据了老挝的乡村市场。2010年后，随着中老交流进一步深入，赴老的中国新移民身份逐渐多元化，留学生、国企职工、中方教师、投资人、技术工人的数量明显增加。
四、老挝湖南人的文化适应
文化适应理论是普遍用来研究国际移民的工具，其解释的主要问题是“弱势移民群体”如何在强势主流族群包围下开展文化适应，即往往处于从属地位的移民群体原有文化在与处于支配地位的输入国主流文化的长期接触过程中，移民原有文化模式发生较大改变，甚至最后放弃原有文化，被主流文化所同化。[28]但在老挝，以湖南人为代表的中国新移民是以“强势群体”的身份出现的，相比老挝主流族群，他们在技术、资金、设备、信息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与传统的移民文化适应存在较大差异。
(一)融入
在老挝生活和经营多年的湖南人为了生存和发展，在文化适应过程中学习老挝语、通过媒介获取信息、与主流社会保持互动等融入策略，表现出明显的工具性和功利性。
1.语言。湖南人学习老挝语与商业经营有极大关联，有较强的工具性。在乡村的湖南人每天需与老挝民众打交道，都能用老挝语进行日常交流，掌握如商品价格、物品名称、基本动词等读音。在城市的湖南人对老挝语的依赖度却普遍不高，多数公司、商铺和工厂都聘请了翻译，在老挝城市生活多年还不会说老挝语的湖南人很常见，不识老挝字也是中国新移民使用老挝语的普遍特征，他们对通过学习老挝字去了解老挝文化的兴趣并不大，以湖南人为代表的中国新移民在日常生活都是说家乡话或普通话。在万象、琅勃拉邦等城市均设有老挝语培训机构，学员以国企职员、公司财务、公派人员为主，但目前学习老挝语的中国人要远远少于学习中国话的老挝人，由于中国企业和商铺的薪酬要远高于老挝本土单位，近年来老挝民众为了留学中国或成为中国企业员工，全国上下都掀起了学习中国话的热潮。
2.媒介。通过网络媒介收集老挝社会主流政策、时事新闻、民间动态等有用信息，是湖南人为契合当地民众需求或政府要求的重要策略，信息途径一是通过老挝民众常用的Facebook软件随机添加网友或关注当地公共主页，从软件上更新的图片、视频或文字(手机翻译)中获取信息；二是通过关注“老挝资讯网”“老挝通”“XinHua老挝要闻”等影响较大的华人微信公众号获取重要新闻、汇率变动、商品供需、招聘租赁等信息，或者加入老挝老乡群、行业群、家族群、单位群等微信群来发布和获取信息。
3.互动。一是租赁、买卖、招聘等经济互动，湖南人在老挝的住房、工厂、商铺、农场等经营场所以租赁为主，常需要与房东和当地村长打交道，通过招聘当地人从事销售、服务、维修等工作，很多老挝民众通过打工学会了开店、进货、修理等技能；二是与老挝政府相关部门或官员的官方互动，湖南人习惯用中国人情社会的送礼方式来“拉关系”，这种中国式的互动方式让老挝官员容易产生“中国人钱好拿”的刻板印象，如老挝交警常针对中国司机罚款；三是婚姻、宗教、节庆等民间互动，湖南男性与老挝女性的跨国婚姻较常见，由于办理手续繁琐且费用高昂(两万多元)，很多跨国家庭并未办理相关手续，湖南人并不排斥参加老挝当地的婚宴、宗教、节庆等传统文化活动，但多是出于礼节性尊重受邀参与，群体内部的婚姻、宗教和节庆等活动仍普遍按湖南当地风俗和礼仪举行，如每年春节和清明节是老挝湖南人大量回国的两个重要节日。
(二)区隔
湖南人出于生存和发展需要，采取了浅层融入老挝社会的文化适应策略，但在技术、资金、设备、信息等方面的群体优势使其存在较强的自我优越感，基于血缘、地缘、业缘的社会网络以及明显的社区边界和文化差异则进一步凸显出他们与老挝主流社会的区隔。
1.群体优越感。“如果没有湖南人，老挝经济至少倒退十年”“中国人如果撤出老挝，老挝经济一夜就会崩溃”……笔者在访谈中常能听到老挝经济依靠中国人的类似言论，以湖南人为代表的群体优越感一方面源于随处可见的中国商铺、工程和种植园；另一方面则是中国人对老挝民众经济观念、生活方式以及乡村发展的改变。截至2012年，老挝贫困发生率从1992年的46%下降到了2012年的23.2%，[29]减贫成效明显。中国作为老挝最大贸易投资国，其经济作用不可小觑，如中国建厂时会解决当地乡村的电路、道路、就业等问题；老挝的摩托车、农业机械、手机、电视锅、家用电器、五金等多由湖南人引进；乡村地区越来越多的村民模仿湖南人开起了超市、饭店、手机店、修理店等。
2.社会环境。老挝城市的湖南人聚居区具备一个完整社会的所有要素，在万象、琅勃拉邦等城市的湖南人聚居区呈现完整的中国式社区景观，万象的三江中国城、老中国城、邵东街中多数为湖南商铺，市场及周边区域形成了集商贸、居住、娱乐、医疗等为一体的完整社区功能，如中国式的社区公寓、外汇钱庄、健身场馆、教育机构、医疗诊所、超市商场、地下赌场等一应俱全，聚居在此的中国人各种日常需求均能得到满足，即便不会说老挝话也能长期正常的生活。
乡村湖南人的社会网络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群体文化特征明显。湖南人为避免亲戚或同乡间的内部竞争，往往“同地不同行”或“同行不同地”，经营行业多有差异或商铺相距较远，因此湖南人在乡村地区较分散，但群体日常互动却比聚居在城市的湖南人更频繁，在老挝乡村生活多年的湖南人仍保持说家乡话、吃家乡菜、打家乡牌、过家乡节的生活习惯。在笔者调查的琅勃拉邦省南巴县，湖南人多有亲戚关系或来自邵东县简家陇乡，他们平日骑摩托走几十公里去另一家吃饭、打牌、聊天、喝茶的现象很普遍，并建有专门的微信群来发布公告和信息，每逢中国传统节日或生日、婚宴、开店等重大事件，南巴县周边一两百公里的湖南人都会赶来帮忙，如2017年元宵节近百名当地湖南人就在ZSQ的建材店集体聚餐，吃的是蛋饺、扣肉、猪血丸子等著名的湖南菜。
3.文化差异。湖南人与老挝人的文化差异明显，一方面是财富观念的差异，以佬族为主的老挝人多信奉南传佛教，认为今生财富或贫穷由前世功德决定，老挝人常把布施比作“存钱”，与湖南人强调货币、土地、房屋、牲畜等为标准的财富观不同，老挝人并不太计较家庭每年的货币收支，但很在乎家庭对佛教信仰的日常投资消费，如笔者曾对南巴县一户普通家庭的全年信仰消费进行过大致统计，2016年该户家庭总收入约800万基普(6700元)，各类佛教信仰消费竟占到年收入一半左右，[30]因此老挝人相比湖南人而言对金钱看得更淡；另一方面是生活态度的差异，湖南人曾用“糯米饭，木瓜丝，一瓶啤酒当饭吃”等打油诗来调侃老挝人的日常生活状态，常抱怨他们工作懒散。事实上老挝民众长期养成的生活习惯与其生长环境密切相关，老挝人少地多，2015年人口密度仅为28.7人/平方公里，自然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高达81.28%，[31]老挝民众很轻易能从周边环境中获得日常所需的各种食材和生活物资，久而久之便养成了“顺其自然”的劳作方式和生活习惯，这与从小生长在人多地少、灾害频发的邵东、祁东等地的湖南人相比存在巨大的差异，因此两个群体间很容易产生对彼此生活观念的误解。
五、结论
研究表明，湖南人大规模、持续性迁移老挝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20世纪50年代国家主导下的云南支边加深了湖南内地与云南边疆的跨省联系，改革开放后湖南商品市场逐渐复苏，邵东、祁东等地资源配置的压力以及老挝商品的需求成为驱动湖南人跨国流动的经济动力，他们利用传统的血缘、地缘、业缘关系实现了跨国迁移、资源信息共享，构建出流动性的跨国网络以及遍及老挝城乡的社会网络。
在文化适应层面，湖南人既不同于已扎根老挝的老一辈华人华侨，也不同于文化联系十分密切的中老跨境民族，客观上他们只是进入老挝的异文化群体，并不以长期移民老挝为目的，他们在老挝的文化适应更像是旅居者基于工具需求和商贸原因的暂时性适应，他们在老挝经营中国商品的同时又与国内保持着密切的社会联系和经济联系，经济好时留在老挝，经济不好时又返回中国，常在两国间进行频繁的跨国流动，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仍是湖南人与老挝社会产生区隔的关键机制。
近年来，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逐步推进，沿线的发展中国家总人口占到全球人口60%以上，但产能仅占全球20%左右，依托强大产能的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潜力巨大，而跨国移民在促进国家间物流、信息、商品、金融等合作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我们有理由相信，类似老挝湖南人、广州韩国人、义乌阿拉伯人、非洲中国人等大规模迁徙发展中国家的移民现象将会越来越普遍，值得进一步关注和研究。
[①]Laos Investment Promotion Department.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Statistics 2015.
[②]Laos Tourism Development Department.Statistical Report on Tourism in Laos 2015.
[③]庄国土认为, “中国新移民”指1970年代以后从中国大陆、台湾和港澳地区移居国外并长住一年以上者。庄国土, 张晶盈:《中国新移民的类型和分布》, 《社会科学》2012年第12期。
[④]三湘都市报:《十万湖南人闯老挝, 在多个行业当“老大”》, 2012年11月12日, A8版。
[⑤]数据来源:《老挝中国湖南商会基本情况》, 由湖南商会提供。
[⑥]庄国土:《略论二战以来老挝华人社会地位的变化》,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
[⑦]许梅, 郑可敏:《战后老挝华人社会的变迁与发展》, 《八桂侨史》1999年第2期。
[⑧]傅曦, 张俞:《老挝华侨华人的过去与现状》, 《八桂侨刊》2001年第1期。
[⑨]黄兴球:《老挝族群论》,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6年版, 第138页。
[⑩]何平, 饶睿颖:《历史上迁移老挝的云南人》, 《思想战线》2009年第4期。
[11]王仲黎:《老挝跨境“云南人”语言生活调查》, 《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12年第1期。
[12]石茂明:《跨国苗族研究:民族与国家的边界》,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6年版。
[13]周建新:《中越中老跨国民族及其族群关系研究》,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2年版。
[14]黄兴球:《老挝族群论》,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6年版。
[15]何明, 郭静伟:《“一带一路”时空秩序下的文化地理景观---中老边境商队及茶路变迁》,《云南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
[16]邵东县统计局:《2015年邵东县统计年鉴》。
[17]光绪《邵阳县志》卷一。
[18]道光《永州府志》卷七。
[19]千家驹等编:《广西省经济概况》,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37年版, 110-121页。
[20]访谈对象:ZJG, 年龄73岁, 访谈时间:2016年8月21日, 访谈地点:邵东县两市镇。
[21]邵东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邵东县志》, 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3年版, 第225-226页。
[22]邵东县委党校课题组:《浅析邵东商人的“敢闯敢拼”精神》。
[23]苍铭:《云南边地移民史》,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4年版, 第66页。
[24]周大鸣, 王欣:《边疆移民与西双版纳城市化发展》,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3期。
[25]访谈对象:QKY, 年龄53岁, 男性, 访谈时间:2016年11月3日, 访谈地点:万象。
[26]访谈对象:LPA, 年龄65岁, 男性, 访谈时间, 2016年10月12日, 访谈地点:他曲。
[27]数据来源:《2009-2015 Statistical Report on Tourism in Laos》
[28]周大鸣, 杨小柳:《浅层融入与深度区隔:广州韩国人的文化适应》,《民族研究》2014年第2期。
[29]UNDP.About LaoPDR.http://www.la.undp.org/content/lao_pdr/en/home/countryinfo.html.
[30]访谈对象:BouaKham, 女性, 访谈时间:2017年1月20日, 访谈地点:琅勃拉邦省南巴县。
[31]Worldbank Database.http://data.worldbank.org.cn/country.
【文献引用格式】周大鸣,张恩迅.湖南人在老挝的迁移与适应研究[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4(06):52-57.
主编：徐杰舜、彭兆荣、徐新建
执行主编：佛子
编辑：李菲、林敏霞、王华、小鹏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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