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育宁，宁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丝绸之路东段北路经今宁夏南部固原地区，大约200公里，虽然路途不长，却以丰富的历史遗存，见证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史实。党项族建立的西夏政权，以都城兴庆府（今银川市）为核心，掌控了包括河西走廊在内的广大疆域，立国近200年，与宋、辽鼎足，雄踞一方，丝绸之路带给它的巨大利益，成了它实力的主要来源之一。这些史实，给宁夏地区的多民族交融及多元文化的生成，都带来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宁夏 丝绸之路 西方手工艺品 佛教艺术 西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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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东段北路经今宁夏南部固原地区，大约200公里，虽然路途不长，却以丰富的历史遗存，见证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史实。党项族建立的西夏政权，以都城兴庆府（今银川市）为核心，掌控了包括河西走廊在内的广大疆域，立国近200年，与宋、辽鼎足，雄踞一方，丝绸之路带给它的巨大利益，成了它实力的主要来源之一。这些史实，给宁夏地区的多民族交融及多元文化的生成，都带来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一段经过宁夏境内的丝绸之路

宁夏南部的固原地区,早在先秦已成为中原通往西域交通道上的主要经过地区。成书于战国时代的《穆天子传》被认为是中原与西域最早交往的有文字记载的起点，这部著作假托流传已久的周穆王西游的故事,记载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商队西行贸易的情景。《穆天子传》载:“天子北征,乃绝漳水，……至于?山之下，……北循滹沱之阳，……乃绝?之?Q,……至于焉居禺知之平。”据今人考证,此路是从长安出发,过秦汉时的长水(漳水),历?山(今宁夏泾源县东南)、泾水,经过?(今宁夏固原原州区南部)、焉居(今甘肃武威以东地区),最后抵达中亚的吉尔吉斯。这一记载表明春秋战国时期已经通行的中西交通线经过宁夏固原地区,其线路与丝绸之路的走向完全相同。

丝绸之路大体分为东、中、西三段,东段和中段的一部分约4000余公里在中国境内。它的东段,即长安至河西(今甘肃河西走廊),在汉、魏时期有南、北、中三条路径。南路沿渭河西行,经安彝关,过今甘肃天水、临洮，经枪罕(今临夏)或北上至兰州渡黄河,或西行越黄河到青海,经扁都口到河西;中路从长安到陇县然后西行,从陇关或大震关越陇山,向西北经略阳(今甘肃秦安东北)、平襄(今甘肃通渭西)到金城(今兰州)，从这里渡黄河进河西;北路沿泾水至固原、海原、靖远北至河西,大体的走向是:由今西安沿泾河西北行,经陕西的乾县、永寿、彬县及甘肃的泾川、平凉入宁夏固原境,过三关口、瓦亭、开城抵达固原,再经三营、黑城,沿苋麻河至海原的郑旗、贾??,过海原县城、西安州、干盐池复入甘肃境,从靖远县东北的石门附近渡黄河,经景泰县抵武威(古凉州)。这条经固原地区的丝路东段北路，在今宁夏境内近200公里，路程较为捷短,平坦易行,开辟的时间比南路、中路要早,是秦汉时期由长安到河西的主要通道,也是丝绸之路形成后东段最佳路线。

唐中叶以前丝绸之路经过宁夏境内线路示意图

丝绸之路的开通,给汉武帝巡视安定郡创造了有利的交通条件。安定郡为汉防御匈奴的西北重镇,治所高平县(今固原原州)。据载,汉武帝巡视北边,向匈奴炫耀军威,曾六次到过安定郡。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十月，汉武帝第一次出巡,西巡陇山,登崆峒山,北出萧关,到达固原一带,随从“数万骑”。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和西汉政府对北部边防的重视,高平(今固原原州)已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城镇。

东汉建武八年(公元32年)夏,光武帝刘秀征隗器,从洛阳出发,取道长安、漆县至高平。为了配合刘秀的军事行动,河西太守窦融率步骑兵数万、辎重车千余辆,从今甘肃景泰、靖远、宁夏海原到固原,在高平与刘秀会师。他们的行军路线相连接,正是丝绸之路东段北路的走向。可知当时这条交通线已成为可供大批人马、辎重通行的大道。

南北朝时期,西域各国使节、客商、僧侣来中国者络绎不绝,高平镇(正光五年即公元524年改称原州)一直是中西交通线上的重镇。北魏正光年间(公元520-528年)高平起义领袖万俟丑奴称帝,截获恹哒国(今新疆和四川以西)经高平的使者及朝贡北魏的一只狮子,所以改年号称神兽元年(528年)。从波斯运一只狮子至高平,路程长达万余里,且要有笼和车,没有通畅的大道是不行的。

隋唐时期,丝绸之路上东西方商贸和文化往来空前繁荣。唐代的驿传制度更趋完善,由长安横贯西北的规模宏大的驿道,即丝绸之路直通西域各国。当时宁夏境内的驿道,规模最大、地位最重要的就是长安至凉州经过原州的北路,它在今宁夏境内经固原原州、海原二县约385里，沿线道路平坦,多数地段沿泾水、蔚茹水而行。这条驿道因经萧关----西汉时在今固原所设的通往西域道上的名关,所以这条大道又被称为“萧关道”。

唐末至五代,吐蕃占领河西、陇右地区,丝绸之路凉州以东的传统道路被迫中断。大中年间(847-860年),张义潮收复河西走廊，由长安至河西的传统通道复通,宁夏境内的路线不再经原州向西,而是经灵州(今宁夏吴忠境内)向西,即由今青铜峡过黄河,经中卫到甘肃武威,或经今银川,西越贺兰山,从今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境内至凉州或肃州(今甘肃酒泉)。五代至北宋初期,经灵州通西域的道路一直畅通不衰。西夏占据灵州及河西走廊以后,宋朝与西域的往来避开河西走廊,或由北方经鞑靼草地,或由南部经青海湖。元初在固原开辟了新的路经,即由原来长安至凉州的北路行至瓦亭(今固原原州区南)后,西越六盘山,然后经今隆德县、甘肃的会宁、定西至兰州。这条新线出现后,原来的北线不再使用。六盘山因此而成为东西交通的要道,大量军运车辆通行山上。元太祖(成吉思汗)、元宪宗(蒙哥)、元世祖(忽必烈)三个皇帝,都曾在六盘山驻跸或避暑。元、明、清的陕甘驿道,都使用这条新线。

这段丝路上出土的精美西方手工艺品

1983年9-12月,在固原原州区南郊发掘了一座北周时期李贤夫妇合葬墓,这一重要的考古发现,不仅提供了研究南北朝时期墓葬及其以后隋唐墓葬制度演进的新资料,其中出土的西方手工艺品,为研究中西交通及其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在李贤夫妇墓所出土的770多件随葬器物中，在女棺右侧发现的鎏金银壶、玻璃碗各一件被认定为“西方输入的手工艺品”，因而也是这一墓葬发掘中最为重要和最有意义的收获。

李贤墓出土的鎏金银??

李贤墓出土的玻璃碗

关于这两件特殊的出土文物,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宿白先生有如下权威的说明:

“鎏金银壶,高37.5厘米,鸭嘴细颈,上小下大皮囊形腹,单把,束腰圈足高座,嘴上原有盖,已佚。形制与苏联列宁格勒冬宫博物馆藏圣兽银壶、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藏圣树狮子银壶相似,是一件较典型的萨珊器物,唐时呼之为胡瓶。值得注意的是它的文饰,……文饰的主要部分应是腹周?m?E出的人物图像三组。……男女装束颇具希腊风格。因此,有的研究者怀疑它是萨珊工匠拟希腊图像的产物;或是出自萨珊治下旧属大夏地区受希腊影响较深的工匠之手。此说如果不误,那么这件银壶的历史价值就远远超过过去所知的萨珊银壶;其实它的艺术成就,也比一向认为最精致的萨珊银壶----伊朗德黑兰国立考古艺术馆藏五女神银壶更具气魄。总之,它是反映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件极为重要的遗物,是无可置疑的。

“玻璃碗,碧绿色,直口矮圈足,高8厘米,口径9.5厘米。最大径在腹下部9.8厘米，外壁饰以凸起的圆形装饰两匝。六十年代,在伊朗北部里海南岸的吉兰(Gilan)州发现一批具有这种装饰的玻璃器器材及其残片,其时间约在五六世纪。由此推知这件玻璃碗也是来自萨珊。类似的玻璃器物残片曾在新疆巴楚脱库孜萨来依遗址发现;日本冲之岛8号祭祀遗址也有出土,这应是经中国大陆东传过去的。”

另外,在李贤墓的出土随葬器物中有一枚镶有青金石的金指环、一把铁刀。《发掘简报》说:铁刀出土于木椁右侧,应为李贤的佩刀。值得注意的是，铁刀的佩系方法,已不再是汉代以来传统的?M式佩系法,而是源于西亚波斯萨珊王朝中晚期银盘中出现的以耳悬系的方法。大约在6世纪时,这种双附耳佩系法传至中国,隋唐以后,基本取代了传统的?M式佩系法,成为中国刀剑佩系的主要方法。

还要提到的是,1981年10月,固原城东雷祖庙的一处北魏墓葬中出土一具彩绘漆棺和一枚波斯银币,并有细颈瓶一类的宴饮器物。其中波斯币属萨珊王朝卑路斯B式银币,相当于公元457-483年。漆棺画中墓主着鲜卑装坐于榻上,右手举杯。左手持小扇，其坐姿乃是

固原北魏墓出土波斯银币

固原北魏墓漆棺画

当时从键陀罗、中亚到今新疆-带流行的坐姿。这都说明,中亚地区的绘画特点以及萨珊王朝的手工艺品通过丝绸之路流传至宁夏固原地区,在当时可能已是比较普遍的。

公元226年建立的伊朗萨珊王朝,到5世纪时发展成为亚洲西部的一个大帝国。萨珊王朝的商队行进在从地中海到中亚、印度和中国的交通线上,在5-7世纪的国际贸易中起着重要作用,萨珊王朝的银币作为国际货币在中国西部至中亚一带的贸易中曾广泛使用,在丝绸之路的重要贸易中心都有发现。在固原地区多处发现萨珊银器及银币等,绝不是偶然的,正说明长期以来尤其是在中国北方北魏、北周时期,中原与西域及中亚各地保持着友好往来的关系,经固原的丝绸之路北路中西贸易频繁,固原已是这一交通线上的重镇。当然鎏金银壶在李贤墓中发现,与李贤的身份及地位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李贤于北魏孝庄帝永安三年(530年)出任原州主簿,后为原州长史行原州事、原州刺史,北周武帝保定二年(562年)改授瓜州刺史,四年(564年)又授河州刺史,到天和四年(569年)他死去的时候,已领原、泾、秦、河、渭、夏、陇、成、幽、灵十州军事,几乎囊括了北周西北边境的全部领土,他所管辖的州郡无一不是在中西交通线上,特别是在原州、瓜州、河州任内,总揽丝绸之路沿线关防,直接管理贸易进出,得到胡商或外国使臣?送鎏金银壶这样的稀世珍品是极可能的,但无论如何，丝绸之路的畅通及其中西贸易的频繁,才为李贤获取并收藏西方艺术品提供了可能和条件。

佛教艺术在这段丝路上大放异彩

大约在公元1世纪东汉时期,佛教由丝凋之路传入西域,又以西域为中转再传入中原。佛教的传入不仅给中国输入一种新的宗教,而且还给中国带来了一种新的西域艺术。在丝绸之路留下来的最持久的不朽作品,就是佛教艺术。北魏到隋唐之前,佛教及其艺术的传入,经历了逐步向纵深发展的过程,而到了唐代,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并经历了一段黄金时代,佛教及其艺术在中国的传播,也达到了鼎盛时期。

在今固原原州区县城西北五十余公里处的须弥山东麓,坐落着须弥山石窟.石窟分布在长约二公里、宽约一公里、五座山峰的八个山崖上，至今石窟群除较完整的保存有北朝至唐开凿的132座洞窟、315尊大小雕像、113座佛龛、16个中心塔柱外,还保存有唐、宋、明各时代残存的彩塑壁画、建筑遗址及汉、藏、西夏文题刻墨记和碑刻等。须弥山石窟开凿于北魏,经西魏、北周的连续造凿而盛于唐。据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重修圆光寺大佛楼记》，唐代时称须弥山石窟为景云寺,经五代、宋.元至明初，皆沿袭这一名称。正统八年(1443年)重修景云寺,明英宗赐名改称圆光寺。须弥山石窟吸取了印度佛敦艺术的精华,同时继承并发展了中原汉文化的艺术传统,是-一座保存了1400 余年历史的佛教艺术宝库。

宁夏固原须弥山石窟群

须弥山大佛（第五窟）

“须弥”是梵文Sumeru的音译,意译“妙高”、“妙光”、“善高”、“善积”等,为印度神话中的山名,并为佛教所采用,许多佛教造像和绘画以此山为题材,用以表示天上的景观。须弥的称谓是伴随着佛教的东传,即佛教经典的翻译、石窟的开凿、佛教的故事及壁画的出现而产生的。早在汉代,固原须弥山称逢义山。据有的学者考证,“须弥山”之称始于唐代,大体是在第五窟大佛开凿之后。大佛的开凿与完工,是须弥山石窟的历史性转折,它既体现了须弥山石窟佛教艺术的兴盛,也反映了唐代帝王对佛教的支持、崇拜及其审美意识。这个时候,用蕴含着佛教文化多重因素的“须弥山”来取代“逢义山”是十分自然的。

须弥山石窟开凿最早的是俗称子孙官中的14窟.窟门上部有明窗,窟室方形,窟内雕有三层方形塔柱直接塔顶，四边雕以单龛单身释迦多宝佛。造像丰润自然,鼻高耳垂,眉细眼大,肩宽腰细,雕绘结合,色调古朴,其风格和手法接近于云岗石窟中北魏早期造像，也体现了键陀罗艺术风格。须弥山石窟最华丽宏伟、保存造像最多的石窟是圆光寺后的45.46窟及相国寺后的51、67.70窟等，这几座北周开凿的石窟,规模大,有的造像多达四十余尊。每龛内有的是立佛，一般皆为一佛二菩萨。佛像慈祥端庄。菩萨头戴宝冠,装饰华丽,两侧各立助侍,姿态优美,富于质感。北周造像趋于写实的风格,也是由犍式雕刻艺术演变而来。须弥山造像最大的石窟是第五窟,开凿于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年),俗称“大佛楼”,一尊弥勒大佛体形魁伟,高达20.6米,比例匀称,神态端庄慈祥,面容丰腴饱满,博带袈裟,十分壮观。这座雕像开始摆脱键陀罗艺术的约束,更多地使用了中国化的雕塑手法,反映了唐代佛教及其艺术进一步世俗化、民族化的趋势,是须弥山石窟的象征,它充分体现了唐代的艺术风格,显示了唐人的雄伟气魄和雕塑艺术的高度成就。这一批不同时期的佛像雕塑艺术作品,不仅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的创造才智,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从佛教石窟的聚散特点看,西安以西数千公里长的石窟带与丝绸之路重合,佛窟的选址如敦煌石窟等多是在重镇城郊、山脚河畔等断崖处。须弥山石窟也是处于这样的环境，它位于丝绸之路东段北路的必经之地,距固原原州城不过50余公里。这既与佛教艺术传播的路线相一致,又体现为僧侣们选址时所需的生活必要条件和避免世俗干扰的要求。须弥山石窟在建造时间上,也是以佛教的传播为其文化背景的。早在十六国时期的前赵(304- 329年),佛教就在今固原一带初创,后赵(319--350年)时已呈现出发展的势头,并迅速普及。到了前秦(350-431年)、后秦(384-417年)时期,极有可能已开始在须弥山凿窟造像。十六国时期关中地区为北方佛教中心之一,而且影响到安定一带,高僧竺佛念僧往安定一带传教;译经大师鸠摩罗什的弟子中就有来自安定一带的道温、僧契。安定与须弥山相近,为关中通往西域的必经之地。正是因为有了十六国时期佛教传播的基础,北魏?计谠谛朊稚娇?凿形制宏大的石窟才成为可能。

丝绸之路与西夏的强盛

公元11-13世纪,以党项族为主体建立的西夏政权,定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西夏的范围包括今宁夏大部分地区、甘肃的河西走廊等地。西夏建国前的很长时间里,以游牧业为主的党项族由于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十分有限,加之地处黄土高原的西部和大漠之南缘,自然条件差，不得不用马匹、青盐从宋朝换取粮食、茶叶、绢帛,但这种“交市”却经常受到宋朝的限制和禁断。为了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受制于人的局面,从李继迁开始,历经他的儿子李德明、孙子李元昊二朝五十余年,致力于夺取经济富庶、又是丝绸之路主要通道的河西走廊。这一宿愿的最终实现,从而将东西方贸易往来的利益大量收归西夏所有,使西夏的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政治和军事实力大为增强,得以与宋、辽对峙,并出现了元昊至乾顺的全盛时期。

西夏疆域图

五代至宋初,丝绸之路东段的秦州(今甘肃天水)至凉州(今甘肃武威)为吐蕃占据而被阻断,中原与河西及西域的往来,绕道北行通过灵州(今宁夏吴忠境)而西,灵州成为当时丝绸之路东段的一大重镇。当时党项首领李继迁苦于宋朝严禁池盐入边,交易受阻,而粮食、绢帛、茶叶等生活必需品皆依赖宋朝,在这种形势下,他开始着眼于宋朝境内的农耕地区和河西的丝绸之路,并首先将矛头对准宋朝的西边重镇---灵州。李继迁不断派兵袭击灵州,扫清外围,于咸平五年(1002年)“三月,取灵州,杀知州事裴济,改州为西平府。”接着,他掉转矛头,直指丝绸之路上的又一重镇一-凉州。凉州位于河西走廊东端,是丝绸之路上中西贸易往?砗臀幕?交流的中心,唐朝主管西域军政的陇右、河西节度使,即长期驻节于凉州。安史之乱后,吐蕃占领凉州。咸通二年(861年),河西归义军节度使张义潮攻克凉州,并奏请朝廷派兵戍守。到了宋初,凉州刺史虽为宋朝官吏,但吐蕃的“六谷藩部”遍布凉州城内外。李继迁多次进攻??州,于景德元年(1004年)为六谷藩部所杀。其子德明继位后,继续不断进攻凉州,至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终于攻陷凉州。天圣六年(1028年),“德明遣子元昊攻甘州,拔之。”元昊继位后,继续执行继迁、德明经营丝绸之路的方针,于景?v三年(1036年),派兵攻取瓜、沙、肃三州。经过继迁、德明、元昊三朝的奋力经略,西夏于正式建国前,终于控制了丝绸之路的通道。

西夏取得灵州以西的广大河西地区后,国土扩张了四、五倍。河西一带是半耕半牧、经济繁荣地区,占据这一地区后,改变了西夏原来依靠单一畜牧业经济的贫穷落后状态，经济得到了巨大发展。西夏控制丝绸之路后的最大收益,莫过于从东西方贸易交往中所抽取的税利。高昌回鹘、龟兹回鹘、于阗、喀喇汗王朝、大食等西域民族和国家与辽国的贸易往来，必须经过西夏国境，那些国家与宋朝的贸易往来,除了走崎岖的青海道外,也得经过西夏国境。“夏人率十而指一,必得其最上品者,贾人苦之。”除了以地主身份抽取关税自肥外,西夏还通过官方和民间的两种贸易形式,投身到国际市场中去。西夏商人东进辽、宋,西出西域,贩卖土产,转运丝绸和珍宝,从而获得巨额利润。西夏输往西域的商品,除从宋朝获得的部分丝绸之外,得利最钜的是茶叶。西域最欢迎的还有西夏土产药材大黄。从元昊到乾顺的一百余年中,西夏与宋、辽对峙鼎立,自立于强国之林,因丝路贸易而增强的社会经济,无疑是其政治和军事力量的重要支柱,西夏在丝绸之路上的国际地位也随之大大提高。元昊于建国称帝的第二年(1039年)，在送交宋朝的表文中就自诩:“吐蕃、塔塔(即鞑靼)、张掖(指灭亡不久的甘州回鹘国)、交河(高昌回鹘国),莫不从服。”

经营丝绸之路除了给西夏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外,也大大促进了佛教文化在西夏的传播与发展。在西夏建国前,李德明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正式向宋朝提出求赐佛经。西夏建国后,开国皇帝李元昊“晓浮图法”,又“通蕃汉文字”,对佛教和汉文化有较多的了解,加速了对佛教和中原文化的吸收。他不仅从宋朝引进汉文佛经,也从西方引进梵文、藏文佛经,组织高僧翻译成西夏文佛经,并刻印布施境内,还亲自撰写发愿文,向臣民宣传佛教教理,促使佛教在西夏迅速发展,地位不断提高。特别是西夏文译经,不仅对于西夏佛教的传播,而且对于整个西夏文化的发展都有着特殊的贡献。西夏前期译出西夏文佛经达3570余卷。把汉文藏经系统地译成少数民族文字,西夏文大藏经应为第一种。

元昊立国之初,就大兴土木,致力于大规模修建塔寺，发展佛教。天授礼法延祚十年(1047年),建立了规模宏大的佛教寺庙高台寺,“俱高数十丈,贮中国所赐大藏经,广延回鹘僧居之,演绎经文,易为藩字。”现存银川市区内的西夏著名的承天寺及承天寺塔，是由谅祚母后没藏氏倡建,于福圣承道三年(1055年)建成。根据文献记载和遗址考察,西夏的佛寺遍布西夏全境,能够列数的计二十余座,仅兴庆府及其周围就有大小寺院十余座。西夏王陵的陵台。

西夏承天寺塔（银川）

西夏陵（3号陵）

不同于唐宋皇陵为山丘形或覆斗形,而是一座八角形的七层实心塔式建筑,这种塔式建筑的台,带有佛教建筑色彩,与西夏帝王笃信佛教是分不开的。

佛教的繁荣和发展,要求各种艺术形式为之进行宣传，因之也推动了西夏艺术的进步。佛教传播的需要,是促进西夏文字的创制和应用的一个重要原因。西夏的佛教艺术在绘画、雕塑、书法、建筑等领域中都得了长足的发展。盛唐时期的佛教艺术经唐末、五代的战乱走上了下坡路,很多艺术品遭到破坏，而西夏时期不遗余力地振兴佛教,又使濒临破败的佛教艺术恢复了生机,并有所发展,形成了自己的佛教艺术特点。地处丝绸之路上的莫高窟和榆林窟的西夏壁画及彩塑,既有唐宋的遗风和影响,又有明显的西夏特征,集中反映了西夏佛教绘画和造型艺术的高超水平。

西夏文字

西夏陵出土伽陵频迦

西夏陵出土鸱吻

榆林窟第3窟西夏壁画唐僧取经图

从西夏对佛教的高度重视和大力发展可以看出,当唐末五代以后在我国佛教发展的中心地区中原一带,佛教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佛教发展的西藏地区,由于当地的排佛活动,佛教发展也处于低潮，而在西北一隅的西夏,佛教却兴盛起来,并对我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不能不与丝绸之路有密切关系。西夏建国前,河西、陇右等地佛教传播已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河西走廊是由西域进入中原的通道,自汉、魏以来,经过隋唐时期,佛教在这一地区流行了六、七百年,不仅使该地区佛教大为兴盛,而且对中原佛教的传播也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唐末五代时期,这一带先后由吐蕃、回鹘、张义潮、曹氏等政权统治,这些政权不断大力提倡和扶植佛教,使佛教势力进一步发展。特别是西部的回鹘,是西域和内地之间佛教传播的重要媒介。西域的回鹘僧人对佛教在西夏的流传起着特殊的先导作用。总之,丝绸之路是西夏佛教文化繁荣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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